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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村医集体辞职敲响了什么警钟?

梁嘉琳/文 本周,针对“河南省通许县朱砂镇36位村医集体辞职”,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回应称:已要求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立即调查核实有关情况,无论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,都要调查清楚立即整改,政府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。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,国家卫健委相关官员强调:乡村医生是广大农村居民健康的守门人。截至目前,河南卫健委尚未公布调查结论。

“村医集体辞职”事件,与其说是围绕薪酬、补助、工作量的劳务纠纷,不如说是给农村基层医疗体系敲响了警钟。尽管事发地通许县政府在回应村医辞职理由时摆出六个“不存在”,但国家卫健委主管的《健康报》提出,确实面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发放不到位、拨付迟延的问题。

抛开单一事件的争端,在共和国历史上,村医群体做出了不容磨灭的贡献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农村合作医疗制度、赤脚医生制度创造了发展中国家消灭天花、抗击疟疾等“贫穷病”的奇迹,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与亚非拉各国的赞许。尽管当时农村经济水平乏善可陈,但守住了不爆发“病魔屠村”等重大疫情的底线。

上世纪80年代起,改革开放重振农村、农业、农民活力,但公共卫生的政府责任被推向市场,导致农村合作医疗解体、大量赤脚医生被解聘。2003年“非典”爆发之后,中国政府决心重建公共卫生体系,各级财政出资新建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。遗憾的是,门诊大楼建起来了,药品、设备采购进来了,村医的执业环境依然不够友好,一些地方的村医群体仍为他们的生计奔波、呼号。

所有村医问题的核心,是城乡医务人员之间的平等国民待遇问题。在全球中等收入国家之中,中国是客观存在城乡两套医务人员待遇体系的极少数国家之一。在单位编制、晋升空间、薪酬待遇等个人待遇方面,村医和城市公立医院的医生之间,与县医院医生之间,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不可否认,老村医们受教育水平低,步入中老年后学习能力下降,无法与“5+3”学制下的现代医生同台竞技。但他们能当好农村的“健康守门人”,为一二十年内城乡差距逐步缩小,争取到弥足珍贵的时间差,同时挡住医药企业“带金销售”下沉到农村带来过度医疗的巨大风险。

正基于此,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出台政策,鼓励他们做好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等慢病防控和健康宣教工作,监督他们严格按照执业资质、临床路径开展诊疗活动。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披露,全国尚有1022个行政村没有卫生室,6903个卫生室没有合格村医。下一步,在健康扶贫行动中,要招得来人、留得住人,让村村享有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,并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品质。

当前,广大农村地区(尤其是偏远、贫困地区)的农村医务人员长期缺乏新生力量补给,全靠固有村医群体苦苦支撑,随着在岗村医退休、辞职、被清退,农村基层卫生体系将濒临崩塌。农村基层卫生体系需要植根于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,不能照搬城市公立医院管理的一般思路。比如:越往基层走,收入本就不高的村医,越重视“公家人”的身份,要借鉴浙江、安徽等地“村医乡管”“县管乡用”“编制周转池”经验,让村医获得县医院、乡镇卫生院的体面身份。再比如,中青年农村患者纷纷涌向县城大医院乃至城市公立医院就诊,“首诊在基层”流于文件。为重建农村居民对村医的认知度和信任度,需要借鉴山东、上海等地经验,为服务年限长、村里声望高、执业效果好的村医开设“名医工作室”,在进城培训、绩效工资、参评全国劳模等方面向他们倾斜,让他们既有“票子”,又有“面子”,吸引村里更多年轻人学医从医。

农村健康服务生态的繁荣,不仅需要制度创新,还需要技术创新。本次“村医集体辞职”事件反映“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年年加码,村医工作不堪重负”。之前一些省份村医也向笔者提到,由于一个村医同时服务村里几千号人,光是完成日常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就疲于奔命,如果还要填写各类表格,归并各类档案,就医已经无力回天。为弥合农村健康服务的供需缺口,一方面可以借助移动互联网、5G通信技术,推广跨村巡诊的“健康小车”“流动医务室”,解决偏远村的村卫生室布点、村医常驻不经济的问题。另一方面可以推广基于人工智能的常见病辅助诊断系统,帮助村医提高其诊疗的规范化水平。

(作者为价值医疗(中国)专家委员会秘书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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